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1-3]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1]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陈独秀一生有4个妻子，结发妻子高晓岚，二任妻子高君曼，第三任妻子是施芝英，第四任妻子是潘兰珍。

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下了四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三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陈光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是陈独秀之子。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下子女，但在陈独秀晚年一直陪伴在身边。

   1915年秋，陈独秀把与发妻所生的两个儿子：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继续当选为总书记，陈延年因斗争需要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乔年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陈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

   陈延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称为“小列宁”、29岁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

   陈乔年：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五大以后在武汉期间，代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工作)、后陈延年一年又被屠杀于龙华。^[6]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著作选》第六卷，收入陈独秀音韵学著作《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以及与他的学生、语言学家魏建功来往书信。文字学著作，收入《小学识字教本》、致台静农、陈立夫、陈可忠等人书信。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文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务印书馆。当时，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自然不能出版，书稿亦杳无下落。居川期间，陈独秀在《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以“小学”乃音韵字、文字学综合之古称，也是他研究文字形、声、义三者统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点，拒改书名。此书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动用稿酬。《小学识字教本》书稿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秋分得一册，十分珍爱，日后带往台湾，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 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小学识字教本》得以传世，梁氏功莫大焉。^[7]

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8]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意，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 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颇也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据说此联为陈独秀于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时在狱中他还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场书赠刘海粟的。这两幅书法均写得结体开张，线条生辣，章法极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 要说陈独秀的放诞和率直的豪迈个性，有段笑话最能体现。冯友兰曾回忆说，他在北大毕业时师生一起照了张相，前排的老师中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给陈先生送去，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班长忍不住地说：“这是您的脚呀。” 当然，陈先生写字也并非都把“脚”伸得很远，笔者曾见他暮年书赠台静农的一幅行楷诗笺，录自己的《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通篇气格高古苍莽，线条厚拙凝劲，读罢掩卷，犹似余音袅袅，韵味无穷。著名学者兼书家台静农后来撰文回忆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曾以行草写赠他的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管继平）

《哭汪希颜》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9]

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半个世纪过去，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卓识远见。国民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有碍联苏抗日，下令禁刊陈的文章。已经排除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免得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陈时，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劝陈赴美参加第四国际领导事务。陈表示在祖国危难之际，他哪里也不去。贫病交加，四面受敌，陈独秀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7]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10]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 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30 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 年3 月3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 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 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 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 月9 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 年2 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 年7 月14 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 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陈独秀墓位于安庆市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墓碑上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尽管无任何说明和评价的文字，但陈独秀早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之初的突出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8]

陈独秀墓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和执行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