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颖

             第五章     徐风笑谈他去苏联  

陈良和邵恩贤?着笆斗拿着?头走在前面，徐风笑扶着徐从基跟在后面，爷四个说着啦着，不大会就从地里回到家里。徐从基躺在当门软床子上，呻吟说：“唉！我在宿县、徐州腿都跑弯了，也没找到清理这孩子，不知他啥时候能回家！”徐风笑的婶子听了，心里一阵子悲伤。邵恩贤和陈良又安慰了一阵子，都晌午了，徐风笑和邵恩贤才走出门，回到家里去。

   
 1929年徐风笑在苏联学习时的留影

徐风笑和邵恩贤吃罢晌午饭又来到徐从基家里，这时他叔一家人正在吃晌午饭，陈良见大哥大嫂来了，端着碗站起来说：“俺大哥大嫂子，恁都吃过了吗？”邵恩贤说：“都吃过了。”徐风笑的婶子接过话茬说：“邵孩子，晌午头来，我说叫恁俩在这吃，恁说家里有孩子，非要回家吃，看看，恁俩平时都没干过活，累了半天，真是的，也！”邵恩贤笑着说：“俺婶子，都是咱自己的活自家的饭，在哪吃都一样，你老不要见怪！”徐风笑的婶子转过脸来高兴地对徐从基说：“老头子，你听听，还是城里人，真会说话，叫我老婆子听了真入耳。”徐从基吃着饭不好意思地招呼着徐风笑、邵恩贤到屋里坐。这时，陈良边吃饭边说 ：“吃晌午下地点瓜，我和俺大嫂子俩去就管了，反正地里的活又不多了，俺俩逍遥自在的天不黑就干好了。俺大哥就别下地了，在家歇歇陪俺大啦呱吧！”邵恩贤高兴地说：“毛玲的娘，你真是一把好手，看，多会安排。”徐从基和徐风笑听了，都嘿嘿地笑了。吃过饭，邵恩贤跟着陈良下地去了。徐风笑的婶子唰罢锅洗了碗来到堂屋对徐风笑说：“大侄子，你和老头子俩拉呱，我也下地去，看看可能干点啥。”说着，转身走出院子，关上大门走了。

徐风笑和他叔徐从基啦了一会子家常呱，徐从基转弯问徐风笑：“大侄子，七、八年没进家门了，你这个县委书记在外面混得咋样，给叔说说。”徐风笑听得问，抬头看看他叔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沉重，不禁有些伤感，这时，叔侄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为什么，两个共产党员的泪水都不由人的流了下来。徐风笑并没有答话，他沉默了一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递给他叔，徐从基随手接过来叼在嘴上，徐风笑又给点着火，自己也随即点着一支吸了起来。这时他走到院子里，用顶门棍把大门顶上，随后他又回到堂屋在徐从基的对面坐下，他心情沉重的说：“唉，真是一言难尽啊!”徐从基语重心长地说：“大侄子，我知道你在外面作了难，有啥话你就给我说吧！”

徐风笑抽了一口烟，镇定地说 ：“以前的事我就不说了，就从1928年9月初我从宿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到上海由江苏省委安排工作说起。那年9月，我是从宿县火车站坐火车经蚌埠到上海浦口火车站下车的。当时江苏省委的所在地在上海，我到省委报到时，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江苏省代表还没有从苏联莫斯科返回上海。这时，中共江苏省委留守人员主要有代理省委书记李富春、负责组织工作的赵容（康生）、负责农村和宣传工作的何孟雄，还有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徐炳根、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马玉夫，另外还有负责工人运动的王克全、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吴振鹏。中共江苏省委留守班子通过研究，决定派我去中共法南区任区委委员。当时，是李富春向我宣布这一决定的，随后赵容（康生）亲自把我引荐给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委。当时刘晓甫是中共法南区委书记，刘锡吾（刘锡五）是区委委员。9月中旬，上海法租界一个姓吴的商业工人被法国士兵杀害。对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和发动法南区的电车、电灯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中国工人的活动。为统一领导这次斗争，中共江苏省委还专门成立了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委员会。由于这次反帝斗争主要是在法南区，中共法南区委理应首当其冲。当时，我不顾人生地不熟和各种危险，深入群众做组织发动工作。由于我是宿县人，既不会说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方言，所以我的活动，很快就被法国巡捕发觉。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早在1927年4月12日始，国民党在上海就大肆地屠杀和逮捕了一大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秘书长韩步先、省委委员黄竞西等人被捕，后韩步先叛变革命，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英勇就义。7月2日，由于叛徒韩步先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残遭杀害。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等，也被国民党逮捕后杀害。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在巡视湖南、湖北工作回到上海后，因奸细告密被租界探警逮捕，后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杀害。鉴于以上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当时我在上海随时随地都有被捕杀害的危险，为此中共江苏省委为我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恰巧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省委推荐一批具有一定革命工作经验的党、团骨干分子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通知的要求，决定派我、傅某、李启耕（李宜春）、许权中和一个从山东来的年轻共产党员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时省委指定我为去苏联学习的5人小组组长，傅某为副组长。李启耕，1902年生，他是咱老乡，宿县人，1926年冬任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省党部设在武汉的党务干部学校副校长，他与我和宿县西五卜的丁晓都是该校中共特别支部的负责人，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不久，李启耕就被调去任江苏省委巡视员。许权中是陕西省临潼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国民革命军团长，1926年许权中率部将直系军阀刘镇华赶出陕西，1927年2月，他参加筹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总队长，1928年率部在陕西渭华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将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他任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还有来自山东的年轻的党员，因为他在我们5个人当中年龄最小，所以后来大家都喊他‘小山东’。当时我们到苏联去主要有三条路线可走，第一条路线是我们从上海出发，乘船到海参威，然后再转乘火车去莫斯科，但这条路线没有客轮，必须坐去海参威的苏联货船，可货船不同于货轮，货船也没有定时出发的货船，同时货船必须等待装满货物后才能起航，要装满货物也许是十天半个月，甚至时间会更长。省委认为，学校开学在即，学校不能因为部分学员不能按时入学而推迟开学日期，所以省委没有选择走这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我们从上海出发，经马六甲海峡，绕道欧洲，然后乘火车去莫斯科。省委认为，走这条路比较安全，但所花的路费太多，可党组织一时又不能筹措这么多钱，最后只好放弃走这条路线；第三条路线是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哈尔滨，先找到我党在哈尔滨的联络站，领取去莫斯科的路费，然后在从满洲里偷越国境到莫斯科的赤塔，最后乘火车去莫斯科。鉴于当前的形势，省委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国民党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布置在东北各地，反动势力十分嚣张，所以偷越国境，比较危险。最后中共江苏省委经过反复衡量，认为偷越国境虽然危险，但可通过当地党组织协助过境，再说走这条路线最近，省时省钱。最后省委决定让我们走第三条路线去莫斯科。”

说到这里，徐从基打断了徐风笑的话，高兴地说：“大侄子，你能得到咱江苏省委领导的关心和信任，真不简单！莫斯科是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赤都’，是咱革命导师列宁办公的地方，省里的领导推荐你去那里留学，能到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去读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可要珍惜呀！”徐从基一边说一边望着徐风笑，他看到徐风笑满脸的愁云，随即关心的问：“大侄子，你们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可有啥危险？”

“是这样。”徐风笑慢慢地说下去：“我们一路5个人从上海启程时，只领了到哈尔滨的路费，从哈尔滨到莫斯科的路费还要到我党住哈尔滨的联络站领取。当时我们从上海浦口火车站坐车经徐州很顺利的到达哈尔滨。下了火车，我们感到哈尔滨的天气格外的寒冷，我们一路5个人，除了副组长傅某外，都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此时的傅某显得特别主动，既热情又勤快，他告诉大家他曾在哈尔滨工作过，并说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也有熟人，我们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都热乎乎的。我们在一家旅店住下之后，傅某对我说，这里各方面的情况他都比较熟悉，找联络站领取去莫斯科的路费由他一个人去就行了，去人多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探子的注意。我认为他说的有理，也就同意了。傅某从联络站回来后对大家说，组织上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钱，只先领了三个人的路费。当时我问他：‘还要等多长时间能领到另两人的路费？’傅某说：‘联络站的同志没说具体要等多长时间。’我说：‘大家看这个事情该怎办呢？’副组长傅某接着对大家说：‘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在这里如果等时间长了，钱就都会花在哈尔滨，这样的话去莫斯科的路费恐怕就不够了，再说了，人多目标大，恐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威胁。我倒有个建议，咱分两批去苏联，组长徐风笑带许权中和‘小山东’先走，我和李启耕两人留下来，等领了钱咱们在会合，会合地点在苏联的赤塔。’副组长傅某说的有条有理，我也没有丝毫的怀疑，大家完全同意了这个意见。之后，我同许权中和‘小山东’三个人一起冲破敌人的封锁，千辛万苦来到了满洲里，最后，我们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巧妙的过了国界，来到了苏联的赤塔。几天后，副组长傅某和李启耕也来到了这里。李启耕见到我们后，他趁傅某不在的时候就问起了路费的事，当他得知我和许权中、‘小山东’三个人拿到的路费的确比他和傅某俩少的多的时候，李启耕就对我们仨说，这几天他和傅某在哈尔滨吃喝花销很大，当时他问傅某花钱怎么这样大手大脚的，傅某说他从家里带来了一些钱，当傅某得知他与哈尔滨联络站里的熟人见过面时，显得很不自在，所以傅某在给他路费时，没敢少给，之前傅某在给我们三人的路费时，他却扣留了一部分。‘小山东’听了气愤地说：‘真没想到傅某会贪污路费，我看咱们得开个会，叫他说清楚，把贪污的钱拿出来！’许权中说：‘这事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一个党性原则问题！’李启耕说：‘我看这事儿应当依靠党组织来解决，咱们不如到了学校，四个人凑在一起把这个情况正式写个材料交到学校，叫领导来处理这件事。’当时我采纳了李启耕的意见。这时，我们四个人正说着话，傅某出门回来了，当他强装着给没事一样与我们说话时，却遭到大家的冷眼，这时，傅某知道他做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说到这里，徐风笑皱着眉头，对他叔徐从基说：“俺叔，你说，副组长傅某贪污路费，事情是小，我这个被江苏省委指定的组长是问还是不问？”

徐从基气愤地说：“咱们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党员干部贪污，要是没人管没人问，将来革命取得胜利了，咱们共产党要是执政，怎么去为人民服务？老百姓知道这事，心寒呀！我说这事一定要问！那么，现在你就说说你们到莫斯科后，学校领导是咋处理这事的吧！”





  图为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徐风笑强忍着悲愤，又慢慢地说下去：“我们一行5人从苏联的赤塔坐火车到达莫斯科时，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已经开学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于1925年10月，11月正式开学。当时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由中国国民党选拔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学校的任务是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培养干部，学制为2年，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等，老师讲课是用俄语配中文翻译进行。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1927年7月16日发出通知，禁止国民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凡没有加入中共共产党或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国民党党员一律遣送回国。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遂改为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校的任务改为为中国革命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所学课程也有变动，所学课程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世界史、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军事学和工人运动史等。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座落在莫斯科郊外，主楼是一栋三层的建筑，楼内大厅富丽堂皇，有图书馆、餐厅，教室宽敞明亮，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使我精神振奋，到校后的第二天，我就和李启耕一起把我们四人共同写好的关于傅某贪污路费的材料交给了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支部局，随后我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了。

“一天，在上课前，许权中把我和李启耕、‘小山东’四个人找到一起碰了个面，他对我们说，这几天傅某天天抽空就往学校支部局办公室跑。随后我们几个人议论开了，是傅某有啥事向支部局说？是支部局看了材料找他谈话？还是他曾经说过的学校的那个熟人就在支部局？我们四个人作了各种猜测，最后我说：‘别猜了，咱们上交傅某贪污路费的材料已经好几天了，抽空我和李启耕再去支部局一趟，当面和支部局书记说一说。’当天下午，我和李启耕上完课就去了支部局办公室。支部局里除了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外，还有两个支部局委员都是中国人，一个是盛中亮（盛岳），另一个就是王明。王明我认识他，可他不认识我。早几天学校下课，我们在校园里散步，一个同学指着告诉我，那个小矮个老师就是王明。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王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人却极为聪明，勤奋好学，尤其是记忆力惊人，他从小就阅读儒家经典，常能背得滚瓜烂熟。他知道，自己长得矮，将来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好好读书，用知识学问来弥补身高的不足。果然，无论是在省立第三甲种农校，还是在武昌商科大学，他都因成绩突出，而引人注目。1925年，王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这年6月，他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委员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28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王明同俞秀松、张闻天（洛浦）、王家祥、伍修权、邓小平、乌兰夫、左权和咱宿县人郑子瑜等60多人，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生来到莫斯科。在学校学习期间，他被副校长米夫赏识，成为得意门生，并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7月，米夫升任校长，王明被米夫留校任教，并当上了米夫的秘书和翻译，从而控制着学校支部局。1928年2月，米夫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以后，王明在学校的权势更大，他与张琴秋（女）、张闻天（洛浦）、陈昌浩、陈原道、秦邦宪（博古）、朱阿根、朱子纯（女）、何克全（凯丰）、何子述、夏曦、肖特甫、李竹生、李元杰、孟庆树（女）、沈泽民、盛中亮（盛岳）、孙济民、宋泮民、杜作祥（女）、王家祥、王保礼、汪盛获、王盛荣、王云程、杨尚昆、殷鉴、袁家庸28人，在学校被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这28人中，只有朱子纯（女）是团员，被人称为半个党员，所以人称‘二十八个半’。王明是这‘二十八个半’中的头头。

在支部局办公室，支部局三个人对我和李启耕的到来，好象有思想准备似的，王明和盛中亮不想多听我和李启耕说傅某贪污路费的事，时时打断我们的话，在用俄语议论着什么，我们刚到苏联听不懂俄语，看表情他们好象是在议论着什么，不象是在向支部局书记做翻译。当时盛中亮对我们说：‘不用再说了，这些事情你们交上来的材料里都有，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都是江苏省委选派来的，这事情里面可能有些误会，只不过你们没有及时沟通罢了，其实联络站筹措的经费有时多有时少，可能是给每批来的每一个人的路费都不一样。’我说：‘我们5个人同一个地点出发，怎么路费会不一样呢？支部局可以写信向哈尔滨联络站问一问。’这时，王明问我：‘你可是徐风笑？’我说：‘是的。’你是哪里人？’王明又问。我答：‘安徽人。’王明接着说：‘我也是安徽人，咱都是老乡，我告诉你，这些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之间相互沟通一下解决不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我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主持正义，是非分明，傅某贪污路费是原则问题，学校支部局要查清真相，做出处理决定才是。’此时，王明轻蔑的看了我一眼，随后就用哇啦哇啦的俄语同盛中亮说着什么。之后，盛中亮对我和李启耕说：‘好吧，你们回去吧，我们再了解一下情况。’当时，我和李启耕心里都明白，傅某事前已做了工作，因为支部局袒护傅某的态度太明显了。我和李启耕从学校支部局办公室回来后就去找许权中和‘小山东’，俺俩把去支部局的情况给他俩一说，他俩听了都十分惊讶，都认为傅某事前做了工作，他是一个十分可恶的人。当时，许权中气得就去找傅某，见着就骂：‘姓傅的，你这个投机取巧的人，谁都骗，就连学校支部局都被你骗了，你不是个人，是畜生，是条狗，你连咱中国的狗都不如！’姓傅的被许权中骂的狗血喷头，一声也不吭。

“更为奇怪的是，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傅某还被支部局指定为学员代表在台上发言。此时的傅某眉飞色舞，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他在谈了要怎样刻苦学习马列怎样拥护学校支部局领导的话之后，他还得意忘形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到支部局去，有人还骂我是狗，骂我又怎么样？是狗又怎么样？我给支部局当狗，心甘情愿！……’看到傅某在台上一副缺德无赖相，在台下，不知是谁说了句：‘咱学校的二十八个半，现在又加了一条狗。’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刹时，整个会场全体大哗。”

徐风笑说到这里，他的两眼都红了，眼里边好象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气愤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着火，猛吸了两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他咳嗽了两声，又接着说：“就在学校召开大会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在学校校园里碰见了孟庆树。孟庆树，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的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冬季，我和咱宿县的陈文甫、赵建五、丁晓、董畏民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一起来到武汉‘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几个星期以后，丁晓结识了也在这个学校学习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孟庆树，很快，眉清目秀、身材窈窕的孟庆树喜欢上了英俊厚道的丁晓，不久，16岁的孟庆树和丁晓就结婚了，当时，我和在学校当副校长的李启耕、赵建五、陈文甫、董畏民等几个宿县老乡都前去贺喜，此时我们看到丁晓和孟庆树这对情侣喜结良缘都感到羡慕，同时也为咱宿县人感到高兴。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我与丁晓、孟庆树俩人在武汉分手后，丁晓和孟庆树夫妇于当年11月与吴玉章、林伯渠、陈微明（沙可夫）、陈昌浩、何克全（凯丰）、贺敬之、张克侠、陈伯达、赵一曼、夏曦、叶剑英、贺子珍、刘英、唐仪贞、蔡树藩还有咱宿县人冯品三等人一起来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天，我和老乡孟庆树相见，显得格外亲切，当我向她问起她爱人丁晓的情况时，她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丁晓现在得了肺病，在医院里住院，当时我说抽时间到医院看看丁晓，她点点头，转身就走了。就在我和孟庆树相见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咱宿县老乡李启耕去找孟庆树一起去医院看望丁晓，可她却为难地对俺俩说，前些日子王明要我陪他一起去医院看望了丁晓，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还为这生气。王明也是咱安徽老乡，他在咱学校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有权有势，过去他对我在各方面都很照顾，可丁晓为这还不高兴，说什么王明不怀好意。这几天，我和丁晓老是生气，今天如我陪你们俩去医院，他不知当面又会说我什么呢！我不去看他，你们俩去吧，请老乡不要见怪。我和李启耕俩看孟庆树不情愿去，不知她和丁晓夫妻俩之间究竟闹了啥别扭，最后俺俩也只好单独到医院看望丁晓去了。

“丁晓，又名丁景吉、丁晓波、丁云波，是咱安徽省宿县西五卜人，1903年生，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我和丁晓等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5月，我和丁晓等人在中共安徽省临委领导指示下前去安庆执行任务时，不幸在安徽宿松县被国民党逮捕，敌人用各种酷刑对我们进行拷问，我们始终都没有暴露身份，出卖党的机密，敌人无计可施，便把我们放了。随后，我和丁晓一起历尽艰辛又回到武汉，找到了柯庆施。‘八七会议’以后，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柯庆施任命我担任中共宿县临委书记，于是我就回宿县了，丁晓和孟庆树夫妇双双被党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我和李启耕见到了丁晓。我们刚进病房时，只见他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样子睡在病床上，当他看到我和李启耕时，又惊又喜，他打起精神从床上坐起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看着眼前的丁晓，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事先听孟庆树说他病得不轻，哪知病魔会把我这个患难与共的战友折磨成这个样子，我拉住他的手不禁潸然泪下，这时，丁晓也紧紧抓住我的手，他痛苦地告诉我们说，现在孟庆树经常和王明在一起，不少人来医院告诉我，他俩正在谈恋爱，当时我还不相信，可是前不久，孟庆树和王明两个人单独来医院，说是来看看我，当时两个人当着我的面说说笑笑，王明还明目张胆地对孟庆树动手动脚的，我看到王明那种下流无赖相，气得眼泪都流了下来，孟庆树看看我，二话没说就走出了病房，王明紧跟几步也随着走了。从这以后，我经常的生闷气，有一天，我咳嗽的还吐了血。我看到丁晓悲伤的样子，就劝他说：‘你和孟庆树、王明之间会不会有误会呢？是不是王明自己有意来制造影响呢？’丁晓说：‘这不会的，如果孟庆树拒绝王明的追求，他王明怎么会制造影响？记得我和孟庆树刚到学校不久，担任学校校长米夫秘书和翻译的王明就主动找到孟庆树谈话，他问孟庆树是哪里人，她说是安徽寿县人，王明说他是安徽六安县人，六安和寿县是邻县，都在安徽淮河以南，咱是最近的老乡，今后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来帮你。当时孟庆树看到这个在学校里赫赫有名的王明这样的关心老乡，她对他充满了敬意和羡慕，可她并没有把这个小矮个王明放在心上。过了两天，孟庆树下课回到宿舍，门还没开，就发现王明跟了过来，随手递来一封信，并对孟庆树说：‘这里面有我写的一首诗，你给提提意见。’说完扭头就走了。孟庆树诧异地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王明写给她的情书，她又气恼又好笑。随后孟庆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并把情诗拿给我看，我对她说，王明可能不知道你已结了婚，这情有可原，以后有机会你告诉他你已结了婚，这样他对你就死了这份心思。不久，王明果然又来给孟庆树送情书，孟庆树对王明说，你的意思我明白，而我已和丁晓结了婚，你还是把情书交给别的女孩吧！可王明却自以为是，仍固执地把这情书交给孟庆树，她打开一看，是王明写的求爱诗，当时孟庆树气得就把这个事告诉了我，我对孟庆树说，今后咱们对王明这个人要小心，因为他太自私缺德了！后来学校发生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王明借助米夫的势力，采取造谣污陷的手段，把我打为反党分子，并对我进行人身的迫害，后来是孟庆树找到王明，撤销了材料，我才恢复了自由。在那以后，我就得了肺病。王明看我患了病，于是他就公开地向孟庆树大献殷勤，不知为什么，爱慕虚荣的孟庆树同王明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主任米夫的安排下，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王明为了讨得孟庆树的欢心，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他还利用米夫要他挑选几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员学生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机会，他指明要当时才是团员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这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却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孟庆树看到王明得到米夫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前途无量，于是，她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与王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病入膏肓的丁晓说到这里，悲愤满腔，痛苦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丁晓还向我和李启耕介绍了有关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王明现在有权有势，仗着米夫的势力，便有恃无恐，在学校里大搞宗派活动，学校里的‘二十八个半’，王明就是个头头，孟庆树也是其中之一，好多问题，我和孟庆树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丁晓还告诉我们，学校支部局现在就是被王明这样一帮俄语说得好、背诵马列词句的人掌握着，学校中凡是支持支部局，与支部局走得近乎的人，就能得到重用，凡是对支部局表示不满的人就要倒霉，不少人就是因此被诬陷打为托派、什么‘江浙同乡会’的反党组成分子，他们中间有的坐牢、有的被杀、有的被押送到工厂劳动改造，还有的被逼得自杀含冤而死……我和李启耕还向丁晓谈了他和孟庆树夫妇到莫斯科学习后我们的一些情况，并向他诉说了傅某贪污路费学校支部局迟迟不予处理的事。丁晓听了，恼恨地说：‘现在我的病自己清楚，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帮你们什么，眼下，我能见到家乡的人也就知足了，我给恁说，王明庇护傅某贪污问题很明显，王明不是个好人，今后你们可要小心呀！’我们三个老乡说着啦着，都难过的哭了起来。

“自从我和李启耕、丁晓三人在医院见面后不久，丁晓就离开了人间。在异国他乡的莫斯科公墓，我们心情沉痛地悼念丁晓这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孟庆树哭得泪流满面，看样子她很伤心。我站在一旁对他说：‘丁晓生病住院，你不该再跟王明谈恋爱。’孟庆树哭着说：‘其实我并没有答应王明什么，只是王明他在一个劲的追我，还有他那一帮子人老是开玩笑，弄得我和王明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我又说：‘现在丁晓走了，你是不是准备答应王明？’‘不！’孟庆树坚决的说。于是我就说：‘对，不能答应他，我看王明这个人品质不好。过一段时间，等给丁晓烧了二七纸，我就去找他去！’1929年4月的一天，我找到了王明，就他的所做所为，大骂了他一顿，当月，王明就离开莫斯科回国去了。”

徐风笑忽地站了起来，他通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叔叔徐从基。徐从基的脸色是那样的悲伤，气愤，徐从基被侄子徐风笑所讲的王明采取卑鄙手段夺取同志之妻的行为所激怒。他想，在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赤都”，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平之事？！丁晓这位被中央派去莫斯科学习的优秀共产党员原来是这样悲惨的死在了莫斯科。整个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徐风笑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1929年秋，这时离王明回国已有半年了，此时他那个‘二十八个半’宗派小集团与学校绝大多数中国留苏学生闹得不可开交，致使学员不能上课。为了平息学校风潮，学校党的支部局请来了莫斯科区委书记和共产国际的人来学校讲话。莫斯科区委书记迫于学校大多数同学的压力，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学校支部局犯了错误，可他又把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学员的成分不好，这引起中国留苏学生的轩然大波。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负责处理学校风潮。瞿秋白与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主任米夫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他对米夫和王明一伙人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植宗派势力是反对的，因此同情和支持对支部局有意见的学员。为了民主公正的处理好学校风潮，瞿秋白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双方的意见。在他召开的学员座谈会上，瞿秋白主要是找了最后一批来莫斯科学习的学员，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座谈会，当时心情苦闷的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文雅谦和的瞿秋白深得我的信任和好感。座谈会开得既民主又热烈，当瞿秋白问我们来学校后的感受时，大家都有秩序踊跃的发言，我们向党代表叙说着自己内心的感想，发表着自己诚恳的意见。当时，我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我说：‘一个简单的傅某贪污路费事件，学校支部局拖了一个学期也不处理，就是因为傅某跟支部局的王明等一些人拉关系，搞派别，得到了他们的包庇。支部局的王明为了夺取同志丁晓之妻孟庆树，散布流言蜚语，采取一系列卑鄙手段，破坏丁晓和孟庆树夫妻之间的感情，王明还利用职权迫害丁晓，致使丁晓得病住院，其间，王明还带着丁晓的妻子孟庆树去医院玩弄丁晓，丁晓连病加气，死在了医院。这个支部局没有什么是非公道可言，顺者皆是，不顺者皆不是。我知道党员应该依靠组织，可是这样一个支部局叫我们怎么依靠？！’我们在发言的时候，瞿秋白认真地一边听一边记，最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学校闹得不能学习，支部局是要负责任的。联共党中央已经作了结论，是你们学校的支部局犯了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错误。联共中央说你们学校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学员成分不好，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学员成分不好这个责任不能全由中共中央来负，因为过去招收的学员有一部分是校长米夫到中国与各省联系自己招来的，你们的成分是好的，是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中央要对你们负责到底！如果学校解散不能学习的话，我们要负责把你们送回国……’我们听了瞿秋白的讲话，如同上了一场政治课，到会的每一个人心里都热乎乎的。很快，在瞿秋白的努力下，经过多方面耐心细致的工作，学校风潮平息了。”

“瞿秋白真是党的好干部，咱们的贴心人！”徐从基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一会，徐从基又担心的问徐风笑：“大侄子，那你参加了瞿秋白召开的座谈会，揭露了王明包庇贪污分子和他夺取咱宿县老乡丁晓的妻子孟庆树的丑事，同时又谈了对学校支部局的不满，你说说，后来你可受到什么打击？”

“当时，我只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徐风笑慢慢地说下去：“就在学校风潮平息之后不久，整个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清党的主要对象是托派，但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展的是一场停课大清党，所有的学员都要被审查，一个一个的清，每个人都要说清自己，都要接受大家的质询和揭发，这时我觉得傅某贪污路费的问题该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此时我认为，学校支部局不应该是非不分，偏袒有问题有错误的学员，在这次清党运动中，支部局在傅某贪污路费的问题上必须拿出一个正确公道的结论。学校清党是分组进行的，我和傅某、李启耕、许权中、‘小山东’等人分到一个组，傅某被安排在最前面进行。在傅某‘过关’的那一天，先是许权中被学校清党委员会临时调去整理材料，后学校支部局又把李启耕找去谈话。之后，清党会才开。清党会上规定，先由个人谈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然后由大家再揭发批判，每人的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傅某说完后，我对李启耕说：‘你先说说他在哈尔滨的表现，然后我们再说。’那知李启耕竟然说：‘算了，你们说吧，我就不说了。’这时，我唰地站了起来：‘我和傅某一行5人是从上海出发经过哈尔滨来到这里的，我给他提几个问题……’我刚开个头，会议主持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简单点！’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声，随后屋内人声嘈杂。等屋内恢复平静后，我又继续说下去，这时，又有人在跺地板，一时屋内木地板发出的咚咚声使整个屋内乱极了，人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等屋内再一次恢复平静后，我硬着头皮又继续说，这时又有人在大声喊：‘你说的啥，听不懂！听不懂！’随即屋内又是一片混乱，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把傅某贪污路费的事说出来，正说着，会议主持人说：‘你的发言时间到了。’看到这种情况，这时，‘小山东’站了起来。他大声说着傅某贪污路费的事，这时屋内又响起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咚咚的跺地板声和喊叫声，此时整个会场乱作一团，尽管如此，小山东仍在不停地说着傅某贪污路费的事，可是屋内的噪音太大，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时间一到，屋内又恢复了平静，就这样，傅某就轻易的蒙混过关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清党会上的一切都是学校支部局事先安排好的。凡是平时紧跟支部局的那些人，他们就用这种办法保护他过关，那些吹口哨跺地板的人都是支部局内部小圈子里的人。许权中这个重要的人显然是被临时有意调离了现场，可是李启耕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最先揭发傅某贪污的人，也是积极主张向组织反应问题的人，为什么支部局找他谈话后，在清党会上，对傅某什么都不说了呢？一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找到李启耕就问：‘支部局找你谈话，都说了些啥？’他只是说：‘没什么，他们了解情况。’我意识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那可能是支部局找李启耕至关重要的一次谈话。我恍然感到自己好象被人捉弄的感觉。随后，我又质问李启耕：‘在清党会上，你为什么不愿向大家说明傅某贪污路费的事实？你的原则性哪里去了？’任凭我怎么问，李启耕只是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学校的清党运动继续进行着。在清党运动中可以看出，许多人的结论都是支部局事先就定了调子的，清党会只不过是个必要的过场。很明显，学校小集团掌权的那些人是借清党运动清除一切反对支部局和对支部局不满的人。那时我不时的听到和看到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在清党中成了‘托派分子’、‘托派嫌疑分子’、‘反党分子’、‘右倾分子’……这些分子有的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服劳役，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抓走了，有的逃跑了，整个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校园被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很多学员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我认为，虽然支部局在清党运动中明显的保护亲者压制疏者，可其中定有被支部局冤枉的人，再说学员的情况也的确复杂，也不排除一些敌对分子混入学校，此时各种‘反动分子’这么多，不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此我不敢随便与人说话，恐怕自己在清党中被打成什么反动分子。在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迷惘、压抑、苦闷和孤独。在清党运动中，清到我的时候，程序出乎意料的简单。我把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简要的陈述完毕，主持人看没有人揭发提问，于是就对我说：‘你参加了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学校支部局给你记党内警告处分一次。’这话让我听了莫名其妙，遂问：‘我参加了什么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主持人问我：‘你可参加了瞿秋白召开的‘宗派’会议？’我说：‘我是参加了他召开的座谈会，座谈会怎么能说成是‘宗派’会议？’主持人说：‘哼，那就是你参加了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场面我在国内从没见过，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党内派别斗争。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知不觉上了阵线，参加了斗争，挨了打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正是因为我参加了瞿秋白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我才成为公开反对王明及其宗派集团的对立人物。不过，我的立场的确是站在中共代表团这边的。在我心里，王明那几个大翻译不过是比我们多吃了几年面包，俄文学得好一些，可是他们对中国革命没有做过一天的实际工作，就想取中共中央而代之，我在思想感情上轻视他们。”

说到这里，徐从基打断了徐风笑的话，难过地说：“大侄子，听你这么一说，当叔的知道你在国外受了委屈，那我来问你，你在学校清党中，因参加瞿秋白召开的座谈会，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这对你以后的工作可有啥影响？”

徐风笑心情沉重地说：“俺叔，对你说吧，我在苏联一共学习了两年，1931年春，我背着‘党内警告处分’的黑锅从莫斯科辗转回到了上海，根据中央的指示，我的工作由江苏省委安排。上海的初春，天气很冷，针刺般的北风，从黄浦江的冰面上吹来，冻得我发抖。当时，我在一家小旅馆住着，天天盼着组织上来人谈话，可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一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人来。我在苦苦地盼望着，是春天，差不多是夏天了。一天，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来了。我走上前去，双手握住他的手，眼泪不禁流了下来，陈云关心地对我说：‘风笑同志，让你苦等了！’我说：‘没什么。’随后，我搬个凳子请他坐下。他问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说，现在咱们江苏省的省委书记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兼任。1929年4月，王明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王明在回国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指示要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可是，中共中央仍坚持原来的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律先安排到基层工作锻炼。然后根据他们在基层的工作表现，再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据此，王明先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后又被调到工厂林立的沪东区委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在王明看来，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把共产国际很为器重的人才冷落起来，是有才不用，或大材小用。因此王明在工作中采取消极态度。1930年春，恰巧，丁晓的妻子孟庆树从莫斯科回国，她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做妇女工作。此时，王明便来到孟庆树身边同她拉起两人在莫斯科的关系，由于王明对分配到基层工作不满，于是他就把整个心思都放在追孟庆树身上，为此他因完不成区委安排的工作任务经常受到领导的批评。孟庆树看到小矮个王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出息，猛然，她又想起死在莫斯科的爱人丁晓，她心里乱极了，于是她开始有意疏远王明。可王明对孟庆树却紧追不舍，不断登门来访，这引起孟庆树的反感。随后，孟庆树毅然退掉住房，搬到区妇委会朱秀英处同住，故意躲避王明的纠缠，决心与他分手。这时，王明并不知道孟庆树已经搬了家，等他再一次来找孟庆树时，却已是人去楼空。不久，王明便调离了沪东区。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1930年7月9日，中央机关人员政治讨论会召开，李立三主持会议，力图贯彻6月11日决议。王明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王明还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摆在桌子上，咬文嚼字，学院式地与李立三展开一场争论。李立三十分恼火，当场批驳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批评王明等人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随后又给王明戴上‘右’派的帽子，撤销他中宣部秘书职务，并给予六个月留党察看处分，最后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一名干事。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省委宣传部部长是夏采曦，秘书是李初梨。1930年7月下旬，王明来到李初梨处报到，就任干事工作。李初梨安排他住在上海闸北横滨路一带的省委机关。当时，上海单身男子容易引起敌特的注意，并难以找到房子。于是李初梨就给王明找了个假妻子做掩护。当时，配给王明做‘妻子’的同志叫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亲侄女。后来王明与易坚因工作与生活不和分了‘家’。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抵达上海，王明借助米夫的关系，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预先于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消息，随后，王明乘机公开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他和博古（秦邦宪）等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彻底改造中央领导机关。1930年10月的一天，王明突然得知孟庆树在7月30日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的消息，他当时既焦急又高兴，认为向孟庆树求婚的机会来了，于是王明便来到安徽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孟庆树的家，把孟庆树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告诉她的家人，随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随同王明一起赶到上海，王明陪同孟涵之冒着危险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三次去龙华监狱探望孟庆树。在上海，由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认识上海某些国民党的官员，于是他就积极活动，采取请客送礼等方法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全力营救孟庆树，1930年11月22日，孟庆树终于被释放。孟庆树出狱后的当天，王明就带着礼品前来求婚，当她听王明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时，孟庆树的眼睛一亮，认为器重王明的贵人来了，王明该出人头地了，于是爱慕虚荣的孟庆树背叛了前夫丁晓，答应了小个子王明的求婚。1930年11月23日，也就是孟庆树出狱后的第二天，王明和孟庆树闪电式的在上海结了婚。1930年12月16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1930年12月23日，也就是王明同孟庆树结婚一个整月的日子，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上了江南省委代理书记，12月25日，王明又当上了江南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侯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随后，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江苏省委，省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兼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现驻留上海，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以后，他借口改造党的组织，打击和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他的人，并把江苏省作为他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实验基地。

“陈云认真细致地向我介绍了王明的有关情况，接着又向我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随后，陈云对我说：‘鉴于当前的形势，按照王明的指示，根据你的情况，组织上安排你到安徽淮南煤矿去搞党的地下工作。’我说：‘去找谁联系？’‘你去了之后自己先干矿工，站稳脚跟之后，可以先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然后组织上再派人同你联系。’陈云难为情地说。当时我想，组织上安排我到白区搞地下工作，又不把白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告诉我，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显然这是王明在有意地对我进行打击报复，霎时，满腔的热血涌上我的心头。当时我转念又一想，陈云部长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话的，安排工作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我要耐着性，不能当着他的面发火。于是我沉思了一下，就说：‘我从没去过淮南，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我去了那里怎能找到工作？陈部长，你看能不能还是安排我在上海工作？’‘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组织上在上海能给你安排一个什么工作呢？’陈云同情地说。当时我想，上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只要留在上海就不会脱离党组织，于是我就说：‘什么工作都行，组织上看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陈云深情地望着我，考虑了一会，对我说：‘这样吧，现在组织上经费困难，就不再发给你生活费了，你自己先到社会上去找职业，找好后，根据情况，组织上再派人找你联系。’当时，我看到陈云也有难言之隐，觉得他代表组织这样安排，也出于无奈，我意识到王明这个心胸狭窄的宗派主义者，当然不会宽容我。现在的中央当权者有意打击我已成事实，此时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和要求都毫无意义，唯有干出成绩来才能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于是我服从了安排。开始还好，经老乡介绍，在法租界金神甫路勤业女校当了个教员，没有工资只给饭吃，这条件虽然苛刻了一些，可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派一位姓黄的同志前来同我联系，他交代我的任务是在勤业女校建立一个党的联络站，就是把前来联系的人通过我再介绍给他，他每周来一到二次接头。我认为，事情虽然简单，但这是党的工作，非常重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小心谨慎地接待着每一位前来联系的人，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我想，将来等着有一天取得领导的重任后会接受更多的工作。可是这项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姓黄的同志来告诉我，这里的情况复杂，联络站容易暴露，现在必须搬家。可是，当我按照指示搬走之后，不知何故那位姓黄的同志却再也没有露面。我失去了组织关系，丢掉了饭碗，搬到了一家又脏又破的小旅店。我到典当行当了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点值钱的衣物来付房租，当时因手里紧，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1931年8月，就在我找不到工作、吃住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在大街上，我碰到了赵西凡。赵西凡，原名赵宗喆，字锡藩，后改为西凡（意为宿县西一个平凡的人，以诫骄傲），安徽宿县百善西南前赵营村人，1902年9月生，1923年，他在安徽芜湖读书时，经江善夫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上半年入党，他的哥哥赵建五、三弟赵宗礼在他的影响下，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西凡入党后，他就在宿县临涣、百善一带同朱务平、徐风笑、刘之武等共产党人一起在家乡闹革命。1930年7月，他在江苏省军委书记李硕勋的指挥下，参与领导了安徽著名的胡楼、徐楼、叶刘湖暴动，暴动失败后，赵西凡便来到安徽宿蒙边界的亲戚家过了几个月，当时，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家又无法隐蔽，之后他又来到了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寻找党组织。1931年夏，赵西凡通过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老乡赵建寅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当时，和赵西凡接头的是一位姓李的同志，他是南阳人，学生派头，他向赵西凡问了一些情况，便回去了。后来，又经过调查和考验，李同志相信他的确是因为参加家乡暴动而流落到上海的共产党员。从此，赵西凡开始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工作，任务都是李同志向他布置，无论是组织工人开会、散发传单，还是参加飞行集会等，赵西凡总是认真地去完成，深得党组织的信任。

“我跟着赵西凡来到他的住处——上海杨浦路小菜市场附近的一间破旧屋。身在异乡，我们两个老战友相逢，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俺俩相互诉说着这几年离别后的情形，不禁都流下了泪水。当赵西凡听我说眼下连吃住都成了问题时，他看着眼前如此落魄的我，豪爽地对我说：‘这没关系，搬到我这里住，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觉得他在上海生活上也不好，于是就说：‘这怎么忍心给你添麻烦呢！’赵西凡说：‘你这说的就外了，都是自己人，我在上海虽然条件差了些，但我的家境比较好，总还能得到家里的一些接济。’我没有再说别的，随后我就搬到他这里住了。不几天，赵西凡又介绍我到陈老五开的烧饼店做小工，原来陈老五是咱宿县临涣集人，过去都相互认识，他见到我分外的高兴。就在我搬到赵西凡住处不久，我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赵西凡看我病的厉害，于是他就把自己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总共卖了5块钱，之后他随即把我送到杨浦路附近的教会医院，救了我一命。不几天，我病好以后，就去咱临涣人开的烧饼店里干活去了。一天，我从烧饼店回到住处，恰巧碰到了一位年轻人在赵西凡那里，等那人走后，我问赵西凡：‘这是谁？’赵西凡说：‘是个工人，姓李。’那位年轻人显然对我也是注意到了，他下次再来就问赵西凡：‘那天来的是什么人？’赵西凡把他对我所了解的情况向那位姓李的年轻人详细作了介绍，姓李的年轻人很疑惑地说：‘你这个老乡徐风笑可有啥问题？现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复杂，你对他可要注意啊！’当他再一次来时就明确地对赵西凡说：‘关于你这个老乡徐风笑的情况，我已向中共江苏省委进行了报告，现新任省委书记王云程又特向中央领导王明作了汇报，听说你这个老乡徐风笑是个‘托派嫌疑分子’，现省委派你负责调查他的‘托派嫌疑’问题。’赵西凡听了很惊讶。在他的心目中，‘托派嫌疑分子’就是反党分子，他不相信我这个经过考验的老党员会是反党分子。赵西凡接受任务以后，心想，既然省委这样要求，那就想尽一切办法调查呗！当时，我与赵西凡住在一起，所以我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他想尽了办法也得不到一点情况。当赵西凡把否定我‘托派嫌疑’的调查报告递上去以后，赵西凡再也见不到那位年轻的小李同志了。开始一段时间，赵西凡感到莫名其妙，以为小李出了啥事，还为他担心。可是，时间一长，赵西凡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与党组织联系的渠道被掐断了。事后不久，赵西凡把以上的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内疚地对他说：‘西凡，你为我受连累了。’赵西凡很平淡地说：‘这没什么，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讲原则，只要做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咱就问心无愧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日军侵占沈阳、鞍山、抚顺、长春、海城等20多个城市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到11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又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蔡廷锴、蒋光鼎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抗日高潮大涨，当时，我听说有个安徽同乡在上海组织武装抗日，就赶快去了。那是以封建的哥老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一支武装队伍，为了抗日救国，我也参加了结拜兄弟喝鸡血酒盟誓的仪式。可就在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鉴订不久，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进行压制和取缔，这个组织没过多久就解散了。后来，我又到上海新生工厂做工。在做工的时候，我与工人交谈，聊生活，聊形势，也聊理想，试图在工人中间开展工运，但由于工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临时工，发现他们中间有的今天在一起明天就分开了，所以注定什么活动都干不成。1934年春，我在上海街头意外碰见了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吴公冕。当时吴公冕在中央军委工作，我向他反映了自己回国后的处境，他听后十分同情，随后他就安排我到他那里工作。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并能在吴公冕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分外珍惜。后来，中央军委的吴公冕安排我两次的工作都是搞暴动。第一次是我与另一位同志一起到浙江四安镇搞暴动，当时，我们到四安镇以后，看见有人头挂在镇内街头小河的桥栏杆上，随后，我们就同这里的党组织进行了联系，结果也联系不上，我们意识到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随后请示吴公冕，他命我们返回上海。第二次吴公冕派我去浙江组织和领导温州地区的武装暴动。我到温州后，就和这里的党组织一起筹备枪支弹药，组织暴动队伍。经商定，我们的暴动时间定为半夜2点，哪知暴动的消息泄漏，结果敌人在夜里10点就来了个全城戒严，致使温州暴动未能按计划举行，我被迫躲在城里的一所学校里隐蔽。过了几天，温州的戒严解除，我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躲避了敌人的搜捕，从温州城逃出来，躲在城外的一所大庙里住了几十天。后来，我带着一箱子党的机密材料来到上海码头，把它交给了一个约定暗号为右手一直摸着从上数第二个扣子的接头人员。之后，在上海我没有找到吴公冕。后来，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吴公冕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的消息。”

徐风笑说到这里，徐从基插话说：“大侄子，那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徐风笑说：“从这以后，我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4年7月，就在我生活上无着落，精神上痛苦地时候，邵恩贤带着小徐舒来到了我的身边，她娘俩的到来，给我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935年夏，我和邵恩贤、赵西凡三个人在上海用计摆脱了叛徒赵乐山的纠缠。后来，邵恩贤又为我生下‘英特儿’这孩子，今年春天，我和邵恩贤一起在寻找党组织无望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回到了家。……”

徐风笑在屋里正说着话，忽听大门外有人在喊：“风笑，风笑，开开门！”徐风笑一听是邵恩贤的声音，出去开门一看，原来是邵恩贤、弟媳妇陈良和他婶子一起从地里干活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傍晚了，五光十色的晚霞，把半个天空都织成了发光的锦缎。常沟岸边的杨树林，在春风的吹拂下，闪烁着深蓝色的光。

  本文作者王颖与徐风笑之子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在一起

本栏目由 中共宿州市埇桥区委党史研究室、淮北市濉溪县科学技术协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