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9日 20:44  

中国乡土文化近年来在乡村社会中不断被重复、被再造

本报记者 徐广忠报道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进程中，而农村的文化建设则正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课题。城乡二元结构已成社会现实，这使得农村文化建设工作难度更大。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落后性，决定了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并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瓶颈。另一方面，村民对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愿望十分迫切，而现实的农村文化供给机制却难以有效地提供足够有质量的文化产品。如何挖掘、提升农村的传统文化和利用现有的设施，成了摆在新农村建设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乡风民俗的力量

文化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文化的发展影响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和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担负着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激发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当代农民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与文化危机都是空前的，进城打工大多不是出于设计人生、自我实现的理性选择，而是基于生存需要，其精神家园仍然与乡土社区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文化维度的发展绝对不可偏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张士闪说，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自觉考虑到宗族文化的影响力，把群文工作融入到村民乐于接受的宗族文化活动之中，这样农村文化工作更能取得积极的绩效。

张士闪认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乡土文化的形成，能对乡村政治权力实施有效监督，有助于乡土社区中民主气氛的形成。在当今乡土社会中，重建一种积极参与、充满活力的乡土公共领域，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家成为农村主要经济活动的独立主体。但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民是很难独立地低成本完成全部的生产经营。加上目前农业的社会服务体系还有很大的欠缺，以货币化来换取相应的生产服务，既难以如愿，也不会有收入上的增长。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人情关系处理，选择亲戚间的相互帮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宗亲也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

在二元社会结构的条件下，社保体系还远远未能覆盖整个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乃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主要形式，这样一来，宗族文化在此就起到弘扬传统责任意识的作用，它对农村的和谐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宗族文化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还能表现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重大的文化、宗教活动及公共的事业上，人们如果能齐心协力，就将形成很强的凝聚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室主任钱杭博士在《当代农村宗族的发展现状和前途选择》一文中指出，对现有的宗族活动现象，从表现功能上区分，大致可以把这些宗族活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第二类则是通过有目标的系统重建，表现出对现存秩序的积极维护和主动参与；还有一类在功能表现上处于中性位置的宗族活动。在拆房子和建房子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利用宗族文化的有利方面，因势利导，从而进一步推进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此，有专家认为，农民对宗族这一血缘组织形式的认同，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宗族文化所具有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的深刻需求的文化品性。这也是从事农村文化工作所思考的出发点，也是具体工作的切入点，只有找准了这个切入点，农村文化工作才会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才能在保持宗族文化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然会做出成效。悠久的宗族文化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遗产，决不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随便抛弃，而应该代代相传，不断地发扬光大。

民俗文化产业亟待有序开发

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农村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生态，这些乡土文化资源既是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又是当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支撑。近几年来，广大农村纷纷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本土化文化品牌，开始了摸索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历程，成绩初显，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张士闪指出，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许多地方存在短视现象，以人对自然资源与地域文化资源的破坏为代价来发展文化产业。这一方式在单纯的经济意义上可能是成功的，但在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持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则是失败的。这就需要人们在大力开发文化产业的同时，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张士闪认为，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大力推进民俗文化的发展，是民族复兴所必需的。具体说来，就是将民俗文化的区域生态式发展，纳入到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与区域发展体系之中，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内在逻辑，使之与中国整体性的现代化进程协调并进。

具体而言，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地区逐渐认识到农村文化遗产和其他乡土资源的价值与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运营。然而，农村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物质遗产如世代传承、具有艺术价值的乡土文化建筑，寺庙；非物质遗产如民间曲艺、剪纸艺术等)，它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精华，不仅展示出民族的生活、劳动智慧、还内涵着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责任。

可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如果摒除“拆旧村建新房”的传统逻辑，遵循农村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更好地保护农村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脉，传承历史和文化积累，并终将为繁荣文化事业创造经济后盾。由此说明，掌握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维度”，适度开发与合理、科学利用文化资源是决定发展文化产业与保护文化资源的和谐点。

在广大的农村，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乡村历史变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古镇风貌等，其中包含着许多经典文化符号，如剪纸、年画、麦秆画、刺绣、皮影等。对这些展现着传统文化价值、具有浓厚地域特色风俗的资源进行艺术加工和开发，转化为更贴近自然、贴近民族和乡土风情的文化产品，将会促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水平。如浙江仙居的花灯、河北蔚县的剪纸、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潍坊的木版画、日照的工艺毯等都是打造出来的特色农村文化品牌；而河南宝丰县作为全国著名的“曲艺之乡、魔术之乡”，全县有近5万人从事演艺业经营，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浙江富阳则已有40多个农村文化经纪人，基于他们熟悉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从事民间曲艺演出、文化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此外，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则是闻名全国“画虎第一村”，全村一千多人中有四五百人从事绘画创作，“民权虎”享誉国内外书画市场，每年销售额达600多万元；而福建仙游县开发的民俗文化产品则已拥有工艺企业2600多家，年创产值20多亿元。上述各地的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已经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村生态文化旅游也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所要开发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的特性客观上决定着农村生态文化旅游将不再是单纯的“观光游”“、体验游”，而要增加文化旅游的高附加值———是古村古容、民间工艺品生产示范、民俗活动展示以及民间曲艺展演等融合的复合产品。实际上，目前有许多农村针对本土的特色开发了许多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如苏州的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的文化旅游，山东莱芜房干村发展的生态文化游，泰安白马石的民俗村，青州的佛教文化专题游，烟台、威海的海疆游等等，并已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贵州山区农民则通过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歌、民族服饰等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不仅使当地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还在发展旅游文化中致富。

当然，在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旅游的过程中，需确保将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效地保护文化资源，又要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在发展中提高保护的效果，在保护中获得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最终通过发展农村特色生态文化旅游，将潜在的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实力。

在保护中开发，在继承中发扬。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在“开发与保护平衡”的逻辑导向下，依托乡土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出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扩大农村文化产业规模，增加产业效益。而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强大，将从根本上和经济保障上确保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并最终可以提高农村的文化福利。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造就新型农民，通过新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最终实现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农民的终身发展。虽然农村文化生活对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精神世界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淀。随着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农村人文环境的改善和优化，“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不断涌现，新农村文化建设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